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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文坛领军人——文学守夜人萧殷(中)
来源:河源政协     发布时间:2021-09-06 15: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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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1979年,萧殷在省创作会议上发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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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1977年的萧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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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殷是从广东走向全国的文学批评家,也是从北京回到广东的文学批评家。自1960年11月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,他就回到自己文学生涯的起点——广东。此后20余年里,岭南文坛的风霜雨雪,他都经历过;岭南文坛的春华秋实,都有着他殚精竭虑的付出。

“躬耕”花城

1959年,萧殷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,自编《创作方法论》等教材,指导学生写作,并邀请周扬、张天翼、艾芜、林默涵、秦牧、陈残云、吴组湘到学校讲课、谈创作。当年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社如雨后春笋,后来,这些学生中出现不少作家,而更多的人走出国门,在海外主办各类刊物,成为世界华文界的栋梁。

1960年6月,萧殷离开暨南大学回到北京,中组部要求他回中国作协工作;当年11月,萧殷重返故土,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,分管机关工作。

1962年1月,在萧殷的努力下,停刊5年之久的《作品》成功复刊,周扬曾对当时的《作品》给予了很高评价。3月,首届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作品评奖,这是当年继《大众电影》杂志评“百花奖”之后,全国首例报刊文学作品评奖,欧阳山、周钢呜、萧殷、秦牧、陈残云等名家组成评委会。广州氮肥厂青年工人陈国凯的短篇小说《部长下棋》被评为一等奖。多年以后,已成为广东著名作家的陈国凯深情地怀念说:“是萧殷同志把我这个普通工人引入文坛的……在萧殷同志身上,我深深地体会到了‘老师’这个字眼的崇高含义。”

1966年5月,“文革”开始,萧殷断断续续写了8年的长篇小说《多雨的夏天》已完成了10多万字,还手绘了很多张小说场景图,撰写了10多万字的《写作笔记》,详细记录他在创作中遇到的各类困难和解决办法,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,结合理论研究心得,让青年作者能从中学会观察生活、提炼主题、安排主次矛盾、突出人物性格。遗憾的是,该小说手稿和手绘图寄回家乡后被侄儿烧毁,而《写作笔记》也不翼而飞。

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,52岁的萧殷不堪“造反派”的批斗,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。傍晚时分,他被人发现送入医院时瞳孔已放大,没有了呼吸,经抢救,昏迷一周后苏醒。此后几年间,萧殷一直处于被批斗、关押和劳改状态。1971年冬,政治审查结束,萧殷到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工作。1973年3月,任《广东文艺》(《作品》杂志前身)主编的萧殷,被“四人帮”公开点名列为广东“文艺黑线复辟回潮”的典型。

文坛粤声

萧殷一生不断学习,不停探讨,坚守信念,在文学批评领域秉持文学创作规律,坚守艺术真理,树立独特风格。

1958年,“大跃进”的浮夸风吹到了文艺界,萧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浮躁情绪,写了《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》一文,竭力纠正文艺界的这股歪风。

1961年4月起,他组织评论力量在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,以开展一次“百家争鸣”重要战役的魄力,发起关于长篇小说《金沙洲》的系列讨论,亲自主持撰写结论性文章《典型形象——熟悉的陌生人》,旗帜鲜明地反对艺术上的“庸俗社会学”和“教条主义”。

这场历时7个多月的讨论,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。《文艺报》接连两期转载这次讨论的主要成果《典型形象——熟悉的陌生人》《文艺批评的歧路》两文。

萧殷的文学典型理论表现了文学创作中战斗与科学、理论与实践、创作与批评的辩证关系。《典型形象——熟悉的陌生人》是一篇很有分量、至今仍在中国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文艺评论名篇。

1963年,萧殷调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,领导中南五省文艺工作。这一年,萧殷不仅到海南主持了第一届文学创作讲习班,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,还赴中南五省,了解各省作家协会工作,建议各地建立专业评论家队伍,为作家提供深入基层积累生活经验和练笔的机会,还大力提倡作家在创作时题材要广泛。萧殷非常重视各地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,主张现代戏、传统戏、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,并大力推荐广东潮梅地区戏曲曲调与民间音乐。

1964年,萧殷应邀到武汉大学,为该校中文系、外语系和哲学系师生400多人作《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》。他在报告中指出,文学艺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,阐述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——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。

在萧殷的主持下,中南五省举行了为时50天的戏剧会演。随后,他为广东文艺界作了关于戏剧创作的报告;为陶铸整理在广东思想工作会议的报告;审查珠江电影厂多部影片;出访罗马尼亚20天,多次与罗马尼亚文艺界举行会谈;主持广东各地方剧种戏剧会演,主持评戏座谈会以及选戏进京汇报、选戏拍摄电影工作。他还顶住压力,两度在中南局宣传部主管的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刊登周立波的散文《韶山的节日》。

1972年,刚获自由的萧殷在清远创作学习班上详细阐述创作规律,提出要从生活出发,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,批评违反创作规律的“三突出”谬论。

做领军人

1976年,“四人帮”倒台。《作品》第二次复刊的任务,落到了萧殷肩上。萧殷立即向丁玲、艾青、王蒙约稿。

丁玲在回信中向萧殷坦露当时的心境:“虽然阔别多年,但我仍将你看作老同事的。几十年的沧海桑田,人事、世事实在给我教训太多。我真愿意躲在深山当和尚。即使现在好像已回到人间,但人间仍然使我害怕、厌烦。”

对《作品》的复刊,丁玲表示大力支持,并提出了对萧殷的寄望:“我对你的希望是真正办好一个刊物(《作品》),不要交给二把手三把手或一些小姑娘,要帮助他们,教他们,不要放手不管。”

“办好一个刊物不容易……但刊物要办成权威,《作品》是比较有声望的,但还要加把劲。要旗帜鲜明,要有好作品,要有尖锐的、细致的理论。要不怕得罪人,要有基干队伍(老、中、青)。要有倾向性,要培育新人。不要和稀泥,不要官办架子。”

丁玲对中国当时文坛的一些歪风看得很清楚,她希望萧殷能真正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,远离小人:“你当编辑是有经验的,现在60多岁了,有什么怕的,真正担起担子,培养出一批编辑人才,是有思想见地,是真正的运动健将,不是当官,不是当职员,能组织一批敢说敢想的新生力量,而又要有文学基础,比较深刻、真正的想写作的人才,不是想钻营、出风头的后补棍子、准备弄权的小人。”

“是时候了,勇敢些吧。”丁玲说,“因为是老同事、老熟人、老朋友,(所以)敢于直言,请考虑。”

不久,巴金、艾青等老作家也纷纷致信萧殷,鼓励、支持他办好《作品》。尽管如此,《作品》复刊第一期发表艾青、王蒙、舒展等“右派分子”作品时,还是遭受了非难,但萧殷顶住了压力。很快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艾青等的“右派”帽子被摘掉了。王蒙发表在这期《作品》的小说《最宝贵的》,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与此同时,萧殷还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争文章,在全国最早开展对“四人帮”文艺路线的批判,《作品》成为当时最先刊发了白先勇(国民党元老白崇禧之子)的短篇小说、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文学刊物,成为全国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,风行一时,发行量达到78万份。

1980年6月,萧殷的《谈写作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,两三年间印刷了4次,发行量超过20万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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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殷的杰出贡献与不朽精神

著名学者温儒敏认为,萧殷最令世人称道的,主要是这三大贡献:

一、开创中国文学评论新境界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萧殷已是全国文艺批评战线重要的评论家,写出一批较高质量的文艺评论。他的文学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,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,文学必当有益于社会人生。他的文论重视个性与集体、形式与内容、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关系。他服膺真理,固守良知,敢于针砭文坛时弊。他的文学批评坚定殷实,大气锐气,眼光独到,并极具责任感,对中国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二、悉心培育文学青年。萧殷一生关怀、扶植文学青年,用自己的肩膀支撑他们登上文坛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中国作家,都曾得到过萧殷的关爱和指导。

三、杰出的文学组织工作。萧殷创建了暨南大学中文系,为中国海外归侨子弟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;在“华北联大”和“暨大”任教期间,开创了学生办刊先河,使许多学生较快地闯入创作天地;他指挥过一场震撼中国文坛的学术大讨论;他领导了作为思潮先锋的文学杂志社;他组织了多个文学创作讲习班;他主导了武汉大学文科400名师生参加的大型学术报告会;他主持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中南五省戏剧会演…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,他还在为组建广东作协理论刊物《当代文坛报》、创办广州文学讲习所、建立全国性文学评论奖项而呕心沥血,奔走呼号……

萧殷将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。

萧殷将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

萧殷逝世30年后的2012年7月,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8届年会暨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上,在中学时代就研习过其著作的同乡后辈、著名学者温儒敏,在与会时这样评价萧殷:“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、批评家,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。他的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。”

这位已载入文学史、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的河源人,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“守夜人”,是广东文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。

他的一生,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,他以笔为刃,怒向刀丛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他甘为蜡炬,乐当伯乐,发现、培养、造就出一批文学人才。

萧殷,足称楷模

     “无论是作为时代洪流的追逐者,或是革命事业的追求者,还是文学战线的探索者,萧殷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代文学人、文学从业者的劳作楷模、探索者代表!如果说文学道路上有技与道两种层级两种境界,那么在技的习得进程中,在从技到道的升华进程中,萧殷都是有功于时代、有功于一代文学人的文论家的典型。萧殷精神,理应传承与发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