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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山万里循州路,百越瘴乡多逐臣!隋唐时期河源人文地理略记!
来源:河源政协     发布时间:2023-02-21 15:58

关山万里循州路,百越瘴乡多逐臣!隋唐时期河源人文地理略记!

 

隋唐时,河源隶属循州,离东都洛阳4800余里,“民居山洞,好相攻击”,系中原人闻之色变的瘴雨蛮烟之地,也是帝国放逐“罪臣”以示惩戒之所。

 

循州府与龙川郡

隋朝的龙川郡,并不是古龙川县,也不是现今的龙川县地域,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郡县。隋文帝开皇九年(589年),置循州总管府于龙川,开皇十一年(591年)迁归善,原龙川县被并入河源县。也就是说,隋炀帝时期,已没有龙川县,原龙川县地界,都并入了河源。

省并龙川县,是有着一个历史大背景的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,隋文帝杨坚即位时,有州201个、郡508个、县1124个。如此之多的州郡县,设置不科学,“或地无百里,数县并置;或户不满千,二郡分领”,民少官多,民何以堪。因此,开皇三年,隋文帝罢天下诸郡,以州统县,州设刺史,县设县令。

开皇十一年(591年,一说开皇九年),废梁化郡,设循州总管府(治址在今惠州中山公园),辖归善、博罗、河源(省龙川入)、新丰、兴宁(省雷乡入)、海丰等6县。循州总管府先设在龙川,开皇十一年迁至归善,(一说总管府未在龙川设,是开皇十一年直接设循州总管府于归善梌木山)。

隋炀帝大业元年(605年),废循州总管府,置龙川郡,统归善、河源(含龙川、休吉)、博罗、兴宁、海丰5县,户6420,初步划定了沿革复杂的惠州行政建制区域范围,隋朝以后的1000多年来,河源南部均属惠州管辖。

历史上河源、龙川的沿革复杂多变,但隶属的郡、府,大多时候都是今惠州。这里将唐代时河源、龙川的一些沿革简要介绍如下:622年(唐武德五年),龙川郡复名循州,辖循、潮2州,先后隶属广州(总管府、大都督府)。循州领归善、博罗、海丰、安陆(海丰析置)、河源、石城(河源析置)、兴宁等7县。627年(唐贞观元年),龙川县并入归善县,罗阳县并入博罗县,齐昌县并入兴宁县,石城县并入河源县。循州辖归善、博罗、海丰、河源、兴宁等5县。690年(唐周天授元年)废循州,置雷乡郡,辖归善、博罗、海丰、河源、雷乡(析兴宁县置)等5县。742年(唐天宝元年),改雷乡郡为海丰郡,郡治归善县,辖归善、博罗、海丰、河源、雷乡、兴宁等6县。758年(唐乾元元年)废海丰郡复循州,辖归善、罗阳(博罗县改)、海丰、河源、雷乡、齐昌(兴宁县省入)等6县。

 

隋唐时,龙川郡“民居山洞,好相攻击”

正史里褒美隋朝龙川太守柳旦政绩时,说到龙川郡“民居山洞,好相攻击”。(《隋书·柳机传》)那么,隋唐时龙川郡(治所在归善)属诸地,为什么人们还多住在山洞里呢?

南朝时期,岭南分为广州、交州、越州三州,其中广州“诸山并俚獠,种类繁多”“虽民户不多,而俚獠猥杂,皆楼居山险,不肯宾服”。他们住在山里,自由自在得像葛天氏之民。南朝宋时,广州辖15郡、138县、4万多户、约20万人口;交州、越州总户数5万多户,约25万人口。“此之谓编户,只是列入官府版籍的百姓,包括北方移民和一部分‘沾沐王化’汉化较深的蛮夷,此外还有大量的不肯宾服的蛮夷户口,即所谓峒民未列入编户。”(谢重光《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》P17)

《隋书》卷82《南蛮》载,“南蛮杂类,与华人错居,曰疍、曰獽,曰俚,曰獠,曰狏,俱无君长,随山洞而居先所谓百越是也。”此时南来“华人”,数量仍不占多数,与当地各“溪峒社会”的百越族人杂居。其强族兼并弱族,“郡邑岩穴之长,村屯坞壁之豪”,有的甚至能“躬率百越,师次九州”。因鞭长莫及,百越族中的豪强常常被中原朝廷任命地方长官,如循州俚帅杨世略,先是起兵反隋,以循、潮二州降唐后被任循州总管。

唐初李靖平定岭南后,更多的人被编入户口,比之隋代,数年间郡一级增至96个,人口达到了60万。客家学者谢重光认为,这充分说明当时岭南蛮夷远远多于来自北方的移民,其中粤东(含粤东北)一地,尚为俚人的天下。他认同谭其骧的这一论断:“汉人之移植粤东,唐宋以来始盛。自唐以前,俚为粤东之主人……盖自梁自唐,岭南名为中朝领土,实际在俚帅统治之下者,盖百余年云。”(谭其骧《粤东初民考》)

谢重光认为,赣南与粤东在唐以前就设立了虔州与循州,唐初人口都已接近百万,说明当时这两地的开发在粤闽赣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,也可以说都已分别有一定数量的汉人迁入,但此后这两个区域人口增长相对较慢,经济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,尤其是循州,可能因为交通线路的改变和北人南迁目标地的改变,这两个地方接受汉人迁入少了,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迟滞。

 

江南瘴疠地,逐客无消息

隋代以后,俚人“渐袭华风,休明之化,沦洽于兹,椎跣变为冠裳,侏化为弦诵,才贤辈出,科甲蝉联,彬彬然埒于中土”。(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·高州风俗》)这与唐朝廷对边远之地的汉化政策有关,被派到这些蛮荒的、不够开化之地的,有的是任职,有的是被贬谪。这些来自北方的短暂寓居的官宦,无不饱读诗书,带着他们高远的理想和受挫的现实,带着他们的精神气质,带来了中原华风,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循州区域内的百姓和士人学子的风气,同时也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据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记载,循州南至广州400里,东至潮州517里,北至虔州隔山岭1650里。至东都(即洛阳)4800里。现在若从河源(古循州属地)出发,乘火车,大约24小时内就可以到洛阳,但在古代,受到贬谪的官员们就得骑马或步行几个月,一路风霜雨雪,困顿疲惫,还要遭受瘴气的考验。

大唐帝国幅员辽阔,“皇恩”难以泽及的边远蛮荒之地,如离东都4800余里的循州,就是帝国流放官员的理想之所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原不少贬官被谪入岭南。隋朝兵部尚书柳述,是第一个被朝廷流贬至龙川郡(郡治在今惠州,今日河源现辖各县多属之)的官员。另自唐中宗景龙年间起,就有10多名大臣被贬谪到循州。

被贬入循的官员,有相当部分好端端地回到了北方,也有部分人或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生了病,埋骨岭南的。因此许多北人便认为是因中了南方的瘴气而死,对岭南瘴气谈之色变:“处处山川同瘴疠,自怜能得几人归。

李白曾经有一段时间“失联”,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,杜甫只知道他去了岭南那边,具体是死是活,他根本不晓得。“失联”太久了,杜甫悲伤地梦见了李白,醒来后回忆梦境,他写下两首怀李白的诗,其一云:“死别已吞声,生别常恻恻。江南瘴疠地,逐客无消息。故人入我梦,明我长相忆。”

大学问家韩愈,被贬岭南时,也被这东西吓得写下绝命诗——“好收吾骨瘴江边”。不过,大家都知道,韩愈后来健健康康地回到了京城。

唐朝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,有个姓赵的朋友被贬到循州(龙川古称循州)。有一天晚上,卢纶收到了赵朋友的来信。在昏黄的油灯下,卢纶打开书信,只看得双泪长垂。于是他写了一首诗,诗名为《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》,让信使带回给赵朋友。诗云:

“瘴海寄双鱼,中宵达我居。两行灯下泪,一纸岭南书。地说炎蒸极,人称老病馀。殷勤报贾傅,莫共酒杯疏。”

地处大庾岭以南的广东,是“瘴雨蛮烟”之地,“王化”不及,气候炎热,生活水准比中原低很多,艰苦得很。古时中原流传着这样的俗谚:连、英、循、新,与死为邻;高、窦、雷、化,说着就怕的民谚(历代沿革多变,一般指连县、英德、惠州、新兴、高州、信宜、雷州、化州及其所属各县)。

北人传说南方的空气里,有一种可怕的东西,人遇之则病,畜遇之则伤,那就是瘴气。

 

五岭常炎郁,百越多山瘴

那么,什么是瘴气?瘴气什么时候起?遇到瘴气会得什么病?其实这瘴气一年四季都会起。

清代范端昂《粤中见闻录》说,“岭南旧谓瘴乡”,他还单列一篇,专门讲瘴气的。因为岭南地气暖,“罕应其候,蒸变为瘴”,非烟非雾,蓬蓬勃勃,多起于水间,与山岚相合,常常像烧了很久的火一样,草莱之气郁结不散。山野间,日出的时候,也有白气,从地下蒸腾而上,咫尺难辨人物。春夏秋冬都有瘴气,不同季节的瘴气,都有不同的名目,春天和冬天的瘴气最毒。

在范端昂看来,春天的瘴气,多因恶蛇乘春而出,其毒与阳气俱吐,所吐的气,初时在空中犹如弹丸,渐大如车轮。他告诫大家,要是看到这种东西,得赶紧闭气伏地,等这气过了才起,要不然,轻则胸闷,重则疯哑,乃至汗死。

夏天八九月时,有冷瘴、热瘴、哑瘴、香花瘴,遇之则得各种病。因而,善养生者,不要早行露宿,不要日中而驰。最是酷暑的午后,骤雨初歇之时,行人万万不可行走,汗热了也不要脱去衣裳着凉。

胡朴安在《中国风俗》一书中抄录的《粤西采风琐记》,所载与范端昂类似,亦认为“天气炎热,地气卑湿,结为瘴疠,为害不小”。

嘉庆《龙川县志》卷四提及当地的瘴毒:“瘴疠乃深山菁林中草木之气,挟毒虫恋蛰蒸郁而成”“山居者,岭壑盘郁多淫毒,岚烟四塞,积午不开,暴而成瘴,人中之多生疾,或黄羸,足重,偏枯,癣疥,不一”。龙川当地人常常吃芙蒥之类的草药来祛瘴毒,出门穿木屐,以远湿地而少沾湿气。

翻《辞海》的“瘴”字条,解释为:“瘴:瘴气,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。”“瘴疠:南方暑湿地的病。内病为瘴,外病为疠。”再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:“瘴:瘴气。”“瘴疠: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。”“瘴气: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,从前认为是瘴疠的病原。”

有人认为瘴气是什么毒蛇、虫子的尸体,以及落叶腐败后,产生的一种毒气,也有人反驳说,比空气轻的气体,产生一点即飘上天一点,无论有毒与否,成不了“瘴气”。比空气重的气体,即使有毒(更多的气体也不一定有毒,而是因为挤走了氧气,会让人窒息),也必须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,才能积聚,人误入此环境时对人体产生危害。譬如长期不使用的深井,污浊的下水道,人下去之前,必须先放活物下去检验一下。在敞开而且总会有风的地表,比空气重的气体也难以聚集形成“瘴气”。

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左鹏在《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》一文中认为,瘴疾是北人南迁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所罹患的疾病,诚如其他学者所说,它虽然包含了某些外感热病,但主要是指恶性疟疾。根据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可知,疟疾有两种流行形式:一是地方性流行,一是爆发性流行。

又有人认为,用现代医学的观念来看,“瘴疠”倒是很像“地方病”,“瘴气”则是“地方病”的病因。某个地区特有的气候、地理环境,使其存在一些传染病病原体的动物宿主;某个地方特有的生活习俗,利于病原体感染人体;某个地方的土壤中所含物质对人体来说不适应。因此,“瘴气”和“瘴疠”的消失也就很好解释了:没有污水滋生蚊子,睡觉挂蚊帐开空调,杜绝蚊子叮咬,疟疾自然就发不了;灭了钉螺,血吸虫自然活不了,便也钻不到人体来了;盐里面加了碘,土里有没有碘也就无所谓,人的甲状腺也不肿了……

民国《龙川县志》第20页,说到龙川县地,多暑少寒,夏秋间淫雨连日,潦水暴涨,有飓风间发,甚则折木扬沙,数日方止。秋天的仲季月,瘴疠发作,人多疟疾。

而同治《河源县志·风俗志》里,则对河源的好空气作了很自豪的描述:

“河邑地高土厚,山明水清,少岩壑岚瘴,远海潮咸湿,泉稍寒冽,气自暄和。”虽然春后多阴雨,服物不免生雾,秋分始晴明。至于麻风、瘟疫、重腿、沉疴诸症,是广东人经常罹患的,但在河源县,却独独可以无忧。宣称境内无瘴的,还有桂林等地,这是修志人对家乡的美化,还是实情,就见仁见智了。